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高效率运转
2020-03-28 12:28
来源:未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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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明安指出,由于只有副省级以上城市才有设立行政许可审批的权限,且设立一项行政许可审批,必须遵循一套严格的法律流程,因此,许多地方政府部门选择“走捷径”,将本该属于行政许可审批的事情放入非行政许可审批中。这种未按照《行政许可法》设立的审批事项,易出现以各种名目限制市场主体发展的现象,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损害。

姜明安表示,非行政许可审批,一度被代指为“制度后门”和“灰色地带”,是因为它一直游走在合法与不合法的中间地带。尤其是在实行过程中,有部分本应属于行政许可范围的审批被列入了非行政许可审批,还有的是根本没有必要设置的审批。

此外,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,也避免了权力界定的模糊,端掉了权力腐败滋生的土壤。姜明安说,权力清单出台后,对各级政府的权力界定变得更加明晰,每一个部门有什么权力,没有什么权力,一目了然,不在清单上的,就不属于权力范围,“请客送礼也没用”。

所谓“非行政许可审批”,是指由行政机关及具有行政执法权的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实施的,除依据法律、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等确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外的审批事项。在法律规定中,它被列为“不适用于《行政许可法》的其他审批”。

姜明安同时指出,我们常说,简政放权是革政府自己的命,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,也必然意味着一部分政府职能部门、一部分人的权力被减少了,被限制了,所以推进起来才有难度。从建设法治政府的层面上讲,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,是简政放权不断深入的表现,它对政府执政行为进行了更加严格的规范,对依法行政具有正面示范作用。

日常生活中,许多人都曾被要求提供琐碎的、甚至是荒唐的证明。而这些证明,往往是获得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前置条件。非行政许可审批是何时出现的,它给老百姓生活设置了怎样的障碍?昨日,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。

王满传表示,对此种情况,其实应该遵循“谁质疑,谁举证”的原则。如果行政机关怀疑申请人的母子关系,应当由行政机关去查证,而不是要求申请人出具证明,证明“我妈是我妈”。

李克强总理举了三个例子,包括一个要出国游的公民,被有关部门要求提供材料,证明“你妈是你妈”。对此,国家行政学院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认为,如果行政机关怀疑申请人的母子关系,应当由行政机关去查证。

姜明安表示,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,可以减少市场主体、创业者进行企业注册及其他经济活动时的时间、经济成本,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高效率运转。“比如现在实行的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制度,就使现在的创业者在注册企业时不用跑那么多部门,手续简单了很多,省时省力。”

姜明安表示,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是近几年一直在做的工作。在昨天的常务会上,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,本届政府成立以来,已先后开展7轮清理工作,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209项。除了非行政许可审批,行政许可审批也一直在简政放权的范围之中。姜明安估计,十多年前,我们共有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,现在大约有1000项。

此外,不必要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也给公民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,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。

同时,非行政许可审批为“模糊权力”滋生了腐败的土壤,各级政府部门中负责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公务人员,都有可能因手中的审批权力滋生腐败。由此产生各种请客送礼、走后门的行贿、受贿现象。

专家解读非行政许可审批出现过程,称其一度被指为“制度后门”和“灰色地带”

王满传介绍,生活中要开具的各种证明属于行政确认,与行政许可审批、非行政许可审批属于不同的类别,但是,开证明常常是获得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前置条件。

姜明安指出,一个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调整,再一个就是按照权力清单逐一规范。《行政许可法》对于哪些事项应该设定行政审批、哪些事项不必设行政审批,都有明确规定。按照此规定,应当由非行政许可审批转化为行政许可审批的,应当转化,其他不涉及公众,或具有行政确认、奖励等性质的事项,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。其他既不在权力清单上,也无法转化为行政许可审批的,则一律取消。

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回忆道,类似的荒唐,不必要的办证手续还有很多。比如办理“馒头证”才能蒸馒头,有了“砍伐证”才能收玉米,外国人乘坐自备交通工具旅游要获得审批等,这些审批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人力、财力浪费。

新京报讯 “‘非行政许可审批’这个历史概念,今天就彻底终结了!”在5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,李克强总理郑重宣告。会议决定,在去年大幅减少国务院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基础上,彻底取消这一审批类别。

国家行政学院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介绍,非行政许可审批一般用于行政机关内部审批、政府行使产权人对有关资产管理的审批,不过在实际工作中,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对象也常常包括市场主体及公民个体。比如在政府财政优惠待遇审批、授予荣誉称号审批和宗教民族政策性事项审批等非行政许可审批中,其对象常常是针对企业或者个人的。

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对新京报记者表示,2004年7月1日,《行政许可法》实施后,此前中央部委、各级政府的规章制度中对行政许可进行的许多规定,并没有列入《行政许可法》范围内,而为了保持政府及社会各项职能正常运作,这些规章制度不能立即取消。当时国务院便出台了相关规定,开列了一些不适用于《行政许可法》的审批权限清单,作为非行政许可审批,并要求各级政府能够尽快清理、减少直至取消这些非行政许可审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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